免费在线阅读欣赏
当前位置：金融界首页 > 读书频道 > 新书架 > 经管类 > 方正之道 > 正文
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楔子
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
2011年8月10日9时28分，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手握铜锤，敲响了方正证券A股上市的铜锣。
媒体随即报道了这一消息：
“在全球股市由暴跌开始出现反弹的节点时刻，随着上证交易所交易大厅A股上市钟声的敲响，方正证券的股票从每股发行价3.9元飙升到每股5.51元，涨幅42％。在全球股市低迷的大背景下，方正证券以最强势的表现受到股民的追捧。”
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在现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作为一个全牌照的金融公司，方正证券各种业务齐全，它会以更优异的表现来回报投资者。”
魏新的话音未落，投资人已经感受到了异常的惊喜，方正证券的股价拉出了一根冲天的斜线。在这一天接下来的交易时间里，5.51元是方正证券的最低点，它一度上冲到6.04元，最终收盘5.6元，较发行价上涨了43.59％。业内人士评价：“方正证券的表现远远超过了之前券商的预测价，各家券商给方正证券的预测价格在3.2~4.68元，其中，中信建投给出了4.68元的最高价，东方证券给出了3.2元的最低价。”
方正集团是方正证券的大股东。在过去的九年时间里，正是在这家举世闻名的高科技公司手上，两家濒临死亡的证券公司终于脱胎换骨，再获新生，并成长壮大为今日之方正证券。以发行当日5.6元的收盘价计算，方正证券的市值达到了341.6亿元，仅次于中信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和光大证券，排名第七位。
今日之方正证券已经完全可以和中国证券市场的巨人比肩。
同样，持有方正证券25.12亿股的北大方正集团，账面市值也达到了140亿元。
……
如果有时光隧道，如果我们能够穿越32年的光阴，同样在这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北京大学的王选老师正匆匆赶往光明日报社，他将与《光明日报》记者朱军一起，完成一篇重要的报道。这一文章与证券无关，与资本市场无关，却与未来中国印刷业第二次革命息息相关，与未来的北大方正息息相关。
此前，在汉字信息处理领域的技术最前沿，王选已经苦苦追索了四年。
1979年夏天，王选终于研制成功了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的主体工程，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一张八开报纸底片。但是，依然没有媒体看好这一项目的前景，传媒界和出版界都在翘首期待着英国蒙纳照排机的来临。此时，唯有《光明日报》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决定在1979年8月11日的头版头条刊出王选的消息。
《光明日报》记者朱军在王选逝世的当天回忆起了这一天的情景：
“……此前我与国家计委严谷良等研究过，必须赶在外国产品进口之前，大力支持‘748工程’，当然，我作为《光明日报》科学部负责人，早已从科学院方毅院长、北大周培源校长以及北大多位领导人那里得到‘可以报道’的许可，然后在报社编前会上阐明这组报道的重要性，要求留出一版版面，第二天见报。王老师还记得，当时我写一张稿纸，即送工厂排字，打出小样集体修改讨论，一直忙到凌晨三点多，拿到第一张报纸大家兴奋不已，王选后来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准备那篇报道的过程中，我和几位同事与《光明日报》记者朱军同志一起熬夜，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通宵，第一次体会到了报社编辑的辛苦，也促使我后来积极推进报社采编流程的电脑管理。 ’”
王选后来写道：
经北大和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1979年7月27日输出了一张八开报纸样张。当时新闻界认为这一成果很不成熟，不宜报道，只有朱军同志执笔写了长篇报道，刊登在1979年8月11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副标题是“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所用标题字号之大当时是不常见的。朱军还在头版编发了评论员文章和小报样张的照片。……《光明日报》把原理性样机称为“重大突破”，力排众议如此大张旗鼓地报道，对我们研制者起了不小的鼓舞作用。在以后的十年内，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对得起这一报道，要用今后发展的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突破，证明这一报道是及时和完全如实的。
……
这是中国第二次印刷革命的起点，也是北大方正的真正原点，七年后，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个小苗终于破土而出，那是1986年。小苗飞速长大，不过那时候它还不叫方正，它真正有了“方正”这个大名是后来的事情了。
★★★
2011年4月22日，“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十年庆典”在深圳隆重举行。北大方正集团荣列其中。
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发表演讲——
“这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方正集团持续创新、锐意进取的十年。因此，这个奖项是对25周岁方正的一个最大的肯定！”
方正证券在数月后荣登上海证券市场，投资人对它抱有极高的热情，这同样是中国经济大势对方正的一个最大的肯定。
方正集团CEO李友在此时说了一句话：“方正证券上市，说明我们做对了……”
“做对了”，又意味着什么？
李友接着说：
“依托北京大学，方正拥有并创造对中国IT、医疗医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核心技术。
开放、规范的资本平台吸引了如英特尔、欧姆龙、瑞士信贷、东芝、东亚银行在内的国际资本注入。
方正已快速成长为综合实力与华为、海尔同列中国信息产业前三强的大型控股集团公司。
方正集团拥有七家在上海、深圳、香港及马来西亚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下设遍布海内外的独资、合资企业36家，员工3.5万人。方正占据中国校办产业盈利能力约60％的份额，占北京大学校办产业95％的份额。方正是国家首批六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在500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排名第118位，是中国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出口企业。
2010年，方正集团拥有总资产540亿元，管理资产2000亿元，总收入530亿元，净资产230亿元，年利税总额45亿元……”
“做对了”，还意味着更多厚重的内涵。了解方正的人，了解李友的人，都能从这句话中感受到一种复杂的心绪，此前的方正一定在与某种质疑的力量抗衡，一定时时处在某种压力之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呢？
★★★
25岁，方正已经走过了整整25年的历程，它正值大好年华，血气方刚，它的前方是更加高远的未来。方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信而清晰地看到了那远方的辉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冷静而富有激情地为之描摹蓝图，为之殚精竭虑，为之绸缪帷幄。
回首25年，有哪一家企业像方正这般千折百转，像方正这样磨难重重？历史是一笔财富，磨难堪比金子般弥足珍贵，正是有了这样的积淀和历练，才会有方正今天的荣耀、自信和未曾泯灭的激情。
回溯方正的历史，还应该找到更远的源头……或许未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将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放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时刻，厚重的国门被艰难地推开了一条缝，借助这样一个视角，中国人发现世界正在阔步走向计算机时代，而我们的老祖宗历经5000年留下的方块字或正在成为中华民族前行道路上最深的沟壑，深不见底，几无可能逾越。
但是王选以他单薄的身躯填平了这一沟壑。有人把他比作爱迪生——“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在王选耕耘的土地上，方正终于崛起。第一章\!748\"的诞生
1974年8月，第四机械工业部召开计算机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关于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的建议。四机部科技局副局长郭平欣的发言让所有的与会者大吃一惊——
“从财力上讲，研制经费可能要超过亿元，工程延续时间可能逾十年，因此必须争取作为国家级重大工程项目立项！”
在新中国最初25年的历史中，研制经费过亿的项目，唯有“两弹一星”，“748”的分量可见一斑。
1972年2月21日下午，在阴沉的天穹下，周恩来总理迎接了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尼克松。当天晚上，北京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雪一连下了三天。纷纷扬扬的雪花迅速覆盖了这片苍黄的土地，大地凝冻。
按照安排，2月24日，尼克松和夫人将要游览八达岭长城。望着总也停不下来的飘雪，总统的随从和幕僚们忧心忡忡，不知道这80公里的低等级公路将充斥着怎样的危险。
然而，就在头一天晚上，数十万北京市民和解放军官兵拿着铁锨和扫帚在德胜门和八达岭之间蜿蜒的路途上，开始了一场扫雪大会战。直至东方微曦的时候，那条通往长城的必经之路，已经没有一片积雪了。
此情此景，让所有的美国客人们目瞪口呆——中国人的力量如若集合起来，将产生怎样匪夷所思的结果！
当天，叶剑英元帅陪同尼克松登城远眺，巍峨险峻的八达岭一片银装素裹。
集合起来的力量也会使人不快。在那一个星期，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杭州，商店里的物品明显丰富了许多。更让人意外的是，新华书店里竟摆上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久违了的中国古典书籍，对恰好路过书店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惊喜，他们迅速排成了一个长队，但是，很快他们就被告知——不卖！这是做给美国人看的，哪里有这么多《水浒》《三国演义》，库里早就空了。
那些随团前来的美国记者立刻就嗅到了这令人不快的气息。为此，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就新华书店的弄虚作假向客人们表示了歉意。
这种尴尬让周恩来记忆深刻。他非常清楚当时中国出版界的窘境，全国印刷厂除了印刷《毛泽东选集》和“两报一刊”“两报一刊”特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之外，别的就基本不能保证了。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有一个统计，1966—1970年的五年共出书2729种（可以对比的是：1978年1.5万种，1997年12万种），除毛泽东著作和少量马列著作外，这五年“两报一刊”社论和所谓大批判小册子竟占总印数的75.8％，文化教育类图书五年中只出了五种。
这真的是一段极为不堪的历史，八亿中国人的读物只剩下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两报一刊”社论以及革命大批判文章。
★★★
或许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将中国开放的起点放在1972年。无论如何，坚冰开始消融了。尼克松访华之后，真正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国际关系，更多的是在国内。毛泽东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1972年之后，“治”在中国就陆续开始了，当然，这一过程的发生是零散的，且极其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被颠覆。
周恩来迅速觉察到了1972年春天到来后的政治松动，他要利用这一春风，推动变局的发生。
1972年2月，国家计委“四三方案”上报国务院，仅仅一天时间，毛泽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个耗费43亿美元（后追加到51亿美元）的引进技术设备方案，是继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项项目后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它打破了“文革”时期外贸领域闭关自守的局面。此后，当“吃穿用”这个“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得以集中解决之后，周恩来的盘子上终于有了出版与印刷的课题。
1973年2月4日，国务院图博口向周恩来呈送关于重建文物出版社和进口印刷机器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批复后又在报告中“从西德、日本进口一部分印刷机器”的“印刷机器”前，特意加上了一个“新”字。他很清楚，除了政治和体制上的原因，印刷技术的落后是亟待解决且有可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电子计算机和光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率先结束了铅活字印刷，纷纷开始采用“电子照排技术”。而中国印刷业仍停留在“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铅字排版，以版印刷”的铅印阶段。印刷工人每天要托着沉甸甸的铅字盘，拣字、排版，每天在排字车间里来回走几十里路，工作又脏又累，且效率低下。照片的印制就更麻烦，摄影记者将胶卷冲印出来，然后将照片挂在手动制版照相机上，翻拍一次，再将翻拍的胶片印在铅片上，工人再用硫酸冲洗铅片，最后上版，加印油墨，才能在报纸上印出照片，而且这样的照片通常质量不佳，颗粒大，清晰度差。
1973年，周恩来亲自点将，把正在长江边上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徐光霄调回了北京。这可不是一般的五七干校，6000余名国家文化部的高级领导干部，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和文博专家和学者在鄂南的向阳湖，经历了为期三年左右的劳动锻炼或改造。
过了没多久，徐光霄又以各种名义陆续从那里调回了陈翰伯、王益、许力以、陈原、严文井、韦君宜、聂绀弩、王仿子等人，他们均为出版大家或文学大家。
徐光霄成了国家出版局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点将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扭转当时中国印刷业的窘境，包括在技术上迅速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印刷工业水平。
……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1972年8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风暴一号”试验火箭参试单位负责人汇报试验准备情况。汇报谈及了发展计算机工业与技术的话题。
周恩来问：“计算机怎么提高？北京用了没有？计算机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和日本就是在争计算机。”
当天，周恩来作出了“要广泛发展计算机应用”的指示。这个指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此前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多抛开了“应用”这个目标，而更多地倾向于单纯的计算速度。
向“应用”目标的转向与后来的“748工程”迅速获批是密切关联的。
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等国，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1971年，英特尔研制出了8080处理器，同一年，MITS公司以8080设计出全球第一代微型计算机“牛郎星”。计算机成本大幅下降，应用领域越来越宽。计算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以及文明的进步将起到一个划时代的作用。但是，中国人暂时被挡在了这股潮流之外。因为在中国人面前，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技术难题——汉字输入、输出和存储，即汉字的信息处理问题。
这远不仅仅是一个出版界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的阴云密布。1972年，美军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WWMCCS)投入使用，它立刻震撼了世界各国军政要员。这意味着，从美国总统发布核反击命令，到第一线核作战部队实施突袭的全过程，只需要三分钟。从那一时刻开始，中国领导人就敏锐地意识到，就算你已经拥有了核武器，拥有了战略导弹以及战略部队，但如果没有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作战指挥系统，战略核武器的威力再大仍然是落后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军事电子工作会议在1973年召开，“二炮”在会后迅速成立“电办”，中央军委特别拨款3000万元，用于研究和试验现代化作战指挥系统及其关键装备。
然而，在试验中，两大难题迅速凸显出来：一是国产大型计算机远不能满足作战指挥要求，可靠性太差，常常发生故障且体积庞大；二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汉化问题没解决，所有信息的处理，都要经过人工进行汉字转换。谁能想象，在纷繁多变的战场上，战机转瞬即逝，而我们的指挥员却根本来不及了解战况，又何谈布局与指挥？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示计委要上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以处理和分析庞杂无比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四机部承接了余秋里的任务。建立信息中心，必然要用到计算机设备，但是，没有相应的汉字处理系统，又如何将信息输入，如何用计算机来帮助分析中国的国民经济？不跨过这一高峰，所谓的信息中心，就依然只能是一个更大的档案数据的作坊，这个作坊里的主要工具依然是——算盘。
当计算机工业在中国开始向应用转型的时候，汉字的信息处理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最大的难题。于是，“不废除汉字，中国就不可能前进”等类似的话题再次被广为提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针对汉字的改造方案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简化、拉丁化、字母化，各种方案层出不穷，争论不休，颇为主导的意见皆认为，拉丁化是中国汉字改革的方向。今天，当历史的车轮终于要驶入信息时代的时候，汉字突然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目可憎”，更招人“厌烦”！
郭平欣也在为此深感苦恼。郭平欣，时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科技局副局长。
1973年，从各个五七干校、各种“牛棚”回到北京的人还有不少，郭平欣也是在这个时候奉命回京的。“1973年，四机部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开始正常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郭平欣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56年，郭平欣参加了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的制订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由李强推荐，会议指派他来主持制订计算机专业发展规划的工作。17年过去了，郭平欣此次回到四机部科技局副局长的位置，分管计算机的科技开发工作。无疑，中国计算机发展战略、计算机应用课题的主抓，非郭平欣莫属。
在那一时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向的发展竟同时面临同一个瓶颈——汉字的信息处理，它已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怎么办？从何处破题？四机部、文化部、新华社等相关机构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候将目光瞄准了大海对面的邻国——日本。他们已经得知美日等国都有人着手进行汉字的计算机处理研究，特别是日本至今仍保留着若干汉字。
日本人的研究成了调查的重点。
1973年8月，国家出版局派出了“文革”以来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代表团，团长严文井，副团长王仿子，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出版家。国家出版局局长徐光霄决定，这次考察的重点要放在印刷上，特别是排版技术。
这么多年来，全中国的印刷厂都只需要印制毛泽东的著作，只需在一地排版，多次打制纸型，分送各地印制，大多印刷厂没有什么排字任务，因而只注重提高印刷生产力，而忽视了相应地提高排字生产力，书刊印刷畸形发展，印厂看似不少，但大多没有排字车间。没有排字能力，就印不出新书，而过去的老版，绝大多数已经被毁掉，剩下的也大都不能再用。就算有排字车间的大厂，一个拣字工人八小时平均只能拣字10000个左右。排短印长，不改变这种瘸腿的现状，根本就不可能为出版业解困。
在那个物质极其短缺的年代，去日本当然是一次意外的“福利”。但一切都是规规矩矩的，除了严文井、王仿子外，全团百分之百的团员都是印刷厂的技术员，最大的官是技术科长。
一行人在红都服装店做了一套中山装，又破例做了一套藏青色的西服。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中国政府的不同机构先后派出了三个代表团考察日本的印刷技术。与此同时，对其他电子技术的考察也在进行之中。几个月后，四机部访问美国的一个12人代表团从美国康宁公司收获了一份礼物，那是12只玻璃制作的精美的小蜗牛，后来这件事情被人告发，江青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大肆污蔑，污蔑我们是“爬行主义”，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蜗牛事件”，以至于此后所有出国的代表团都战战兢兢，唯恐被当作“爬行主义”的典型。
善意也罢，污蔑也罢，所有出国的人却都发现了中外之间巨大的差距。
当中国人在战争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徘徊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其中有的变化就成为了改变历史的重要元素。
在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从毕昇开始的世界印刷历史。
公元1048年，北宋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候，欧洲还处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那时候，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
1448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用金属(铅)熔化铸字的铅字印刷，世界印刷术从此开始了“火与铅”的时代。荷裔美国作家房龙在他的《宽容》一书中写道：“从15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400~500本之多的图书，在1453年至1500年的短暂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印刷术的变革迎接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房龙接着写道：“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谷登堡所带来的革命在19世纪从澳门登陆，继而影响整个中国。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100多年中，铅字始终伴随着现代文明在中国的普及。
20世纪中叶，人类摆脱铅与火的努力终于现出了曙光，照排机出现了。
第一代是手动照排机，在1946年由美国Inter-type公司研制成功。它是一种西文的照排机，字模制作在一块有透明度的模板上，通过键盘的控制，把选中的字符对准一个窗口，用很强的灯光照射，使这个字符在底片上感光，然后再照下一个字符。
第二代是光学机械式照排机，是1951年美国研制的，叫做Photon200。这是把西文字模制作在有机玻璃圆盘或圆筒上，在照排过程中圆盘作高速的匀速转动，当选到需要照相的字符时，自动启动闪光灯，使字符在底片上成像。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代照排机与计算机相连，构成了计算机排字系统，从而使排字排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二代机曾是欧美20世纪60年代电脑排版的主力，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期仍很流行。
第三代是阴极射线管照排机，1965年由德国的RudolfHell公司研制，20世纪60年代末逐步成熟。它把所有的字模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在计算机内，输出装置是一个超高分辨率的阴极射线管，依靠它发光在底片上成像。进入20世纪70年代，三代机开始在欧美广泛使用。在日本，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大仓公司引进德国Hell公司的技术，日本森泽公司与英国的LINOTYPE公司合作，研制日文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
1973年，中国赴日考察团在日本看到了这不断进步的三代照排机。当时的日本，照相排字已经占了40％的份额，铅印从十年前的70％下降了一半。就照排产业来说，第一代照排机约2.5万台左右，这样的照排机是手动输入，只能在胶片上改错字，第二代照排机已经有了100多台。后来中国代表团听说了富士通，第三代照排机在这里已经获得成功，每秒可以输出20～100个字，这样算下来，一台机器一天就可以排50万字，而且编辑竟然可以在荧光屏上改正错字了，这让王仿子大感惊叹。
对于照排技术的进步，当时在日本有两家著名的公司——写研和森泽。
1924年，石井茂吉和森泽信夫联合开发了“邦文写真植字机（即照相排版机）”，开始尝试以新的光学方法解决汉字铅字字数繁多的问题。两年后，由石井主持创立了写真植字机研究所（简称“写研”）。森泽信夫在1952年独立设建了森泽公司，和写研一起成为了日本印刷界的双雄。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森泽信夫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日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受到了很大的恩惠，而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中国，特别是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对中国的印刷界进行援助。
于是，当严文井率领的代表团来到森泽写真植字所的时候，森泽信夫先生立刻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他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说：“现有的照排机没有一台适合中国用的，但我愿意去中国帮助中国发展照排。我一直想为中国制造照相排字机。机器是现成的，只缺中国的字盘，由中国帮助写字应该没有困难。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传过来的，现在是报答的时候了。”
他满足了中国人的一切要求，把所有的机器拆开，让中国人研究、记录。
出版局的代表团在日本停留了32天，却常常无暇去观景，为一个问题，他们会在印刷车间里待一整天，晚上回到驻地，就赶紧回忆白天的情景，写记录稿，写报告，半夜的时候，日本人给他们送来了方便面，这太棒了，开水一冲，就是一碗喷香的面条。还有更新奇的，刚到日本，甫一坐定，代表团向日本方面提出了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桌子对面的日本人哈腰起身，然后将那张写有提纲的纸放到一个机器里，瞬间，十几张一模一样的文件纸就从机器中吐了出来，真是一模一样啊，分毫不差！客人连连称奇，日本人说，这叫复印机。
唉，日本人……
临走，主人提出要送给中国人一台彩色电视机，严文井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彩电就不要了吧，要不换一台复印机如何？”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一天有几毛钱的补贴，除此之外，就连团长也没有更多的特权。严文井从进日本的第一天就瞄上了这台复印机，心里痒痒的。可这次访日，压根儿就没有这笔预算。但是，一台彩电换一台复印机，中国终于有了第一台复印机，这是一台柯尼卡U-BIX复印机，还不是后来我们常常用的静电式的，而是制版式复印机。
但是，严文井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月后，这台让他得意非凡的奇妙机器，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
在文化部的访日团之前，新华社派出的技术考察团已经先期回到了北京。他们对日本共同社、日立、NEC、松下、写研、高千穗、东芝等公司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
他们看到，日本共同社采用磁芯技术解决了2000个左右汉字和片假名的存储问题，工作人员使用大键盘键录稿件；在一家企业的研究所里，主人还向他们展示了对汉字进行“空心字”和“涂黑”的压缩技术。在写研公司，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光机式照排机。考察团团员孙宝传说：“整个印刷厂就像一个干净的医院，每人身穿白大褂在空调房间里干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未来我们新华社的系统也会变成这样吗？”中国人已经暗暗把这样的模式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不久后，新华社就提出了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改造全社收、发、编、印的指导思想，即对中、英文稿件进行一次性加工处理，实现在新闻通信、印刷出版、资料检索等多方面共同使用的目标。
1973年初秋，以严文井为首的访日代表团回到北京，他们特别在商务印书馆的礼堂举行了一个总结大会，竟然有出版系统的四五百人参加了会议。严文井以其诗人的气质宣布：“从这一次对印刷考察的成功开始，应该（在中国）引起一场印刷革命！”
在那个向国家出版局呈送的汇报报告中，他们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由出版局制定印刷技术改造规划，在国家计委领导下，协同有关各部，分工协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强对技术改造的领导，使之能在若干年内彻底改变面貌。”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良好的愿望和积极的打算不幸落空，“我们的总结一到结束，就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去了。”严文井和王仿子都不了解的是，此时此刻，周恩来也同样因为投降派的罪名，正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最高领袖的批判。
好在这么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在政治运动中干活的本领。
无论如何，在1972年之后，类似的“革命”的火种正在被点燃。四机部与北京市科技局又先后多次邀请日本高千穗、电子产业、大仓和富士通等厂商来华就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电子照排设备的研制技术问题进行座谈。
郭平欣留意着这所有来自日本的信息。“日本开始也走过以假名代替汉字的处理过程，但由于同音异字太多，日本国民的心理也接受不了取消汉字的做法，于是放弃了拼音代替汉字的想法，专心于汉字处理的研究。”
就连日本人都无法完全弃汉字于不顾，作为汉字的鼻祖，中华民族又如何能够抛弃伴随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汉字，抛弃五千年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搞西化、拉丁化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但是，中国人又该如何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呢？
西方国家采用拼音文字，一般字母只有几十个，比如英语只有区区26个字母，字形简单，信息量小，通过小键盘即可实现对文字信息的输入和处理。
可我们老祖宗创造的汉字啊，用横、竖、点、撇、捺、钩这些简单的笔画，一经组合，就化成了千变万化的小精灵。它形体方正，棱角分明，具有字母文字不可比拟的表意功能。一个“水”字，你能看出水流恣意之美，一个“山”字，你能感受山峰险峻之势。若论书法，篆书隶书高洁而典雅、行书奇逸流畅、楷书端庄秀丽、草书气势磅礴、宋体潇洒飘逸，真是气象万千，如行云流水，气韵天成。汉字之美，它无色而有绘画之斑斓，无声而有音乐之旋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磅礴的庐山飞瀑是否立刻就呈现在了你的眼前？“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你是否体会到了人生的洒脱豪迈？“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你感受到了那缱绻缠绵的缕缕情思了吗……天哪，一个怎样智慧的民族才能创造如此意境的汉字！
汉字是一种方块字，结构复杂、笔画多、字数多、字体多。《康熙字典》收入的汉字多达47000多个，现在常用的也有6700多个，这么多的字要认、要记、要用，今天还要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那简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比天还高的目标。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便开始展开汉字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当时,欧美研制的计算机设备，不要说用来处理2000多个日文汉字了，即使用来处理96个日本假名都很困难。所以，日本若要解决汉字信息处理难题、实现办公自动化，就必须抛弃欧美国家已有的标准计算机设备，而针对汉字信息处理的特殊要求，自行研制一批硬件设备和专用软件。
任务庞大而复杂，1971年，日本政府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图像信息处理系统”大型研究计划。中国人在“文革”后第一次去日本考察的时候，他们的汉字信息处理研究的进展刚刚开始不久，且甚为艰难。
“由于当时半导体存储容量太小，只有四千位，内存存储汉字技术达不到，只能存在外存，因此存取速度过低，效率不高，即便如此，字库的信息量过大，需要解决信息压缩的问题，输入采用单字大键盘，过于繁琐需要另寻其他方法……他们只着重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研究，而忽略了汉字本身特点的研究，因而不能使汉字处理更加实用，更符合民族的传统及大众的习惯。”
没有别的捷径，郭平欣终于意识到：“汉字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文字，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为我们解决汉字与计算机的结合问题，只有我们自己依靠自力更生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但是，郭平欣非常清楚，中国的汉字数以万计，如此庞大的信息处理系统的开发，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绝不是电子部一家可以承担的工程项目，必须联合各有关单位，大力协调、共同开发。而且不只是研制单位，还必须与生产单位、使用单位相结合方能取得实用结果。”
1974年夏天，第四机械工业部召开计算机工作会议，郭平欣的发言让所有的与会者大吃一惊——
“从财力上讲，研制经费可能要超过亿元，工程延续时间可能逾十年，因此必须争取作为国家级重大工程项目立项！”
研制经费过亿，在新中国25年的历史上，除了“两弹一星”，别无他例。
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关于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的建议。
★★★
1974年8月9日，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共同拟文，向国家计委并报国务院，请求“将计算机汉字处理工程”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计划。
在那个盖了五个红色大印的文件上，签上了五个名字，这同样是应该被载入史册的。他们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四机部部长王诤
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
新华社社长邓岗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徐光霄
报告送到了国家计委，严谷良签报计委副主任顾明。在签报中，严谷良写道：
“我们现行的铅字排版，在印刷出版、新闻传输及资料处理方面，均占用大量劳动力。速度慢、效率低，远不能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需要。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可提高工效十倍，同时还可以节约大量有色金属。据调查，全国有铸字合金铅20万吨，铜模200多万付，价值60亿人民币。每年还需补充消耗铅5000吨，铜模9000付。告别铅字，节约下来的合金已足够用于新技术装备。”
签报最后说：“此项工程对印刷行业的技术改造、新闻通信、资料处理的现代化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相信计委的大员们对那60亿的数字一定印象格外深刻。因为就在1974年，全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不过783亿，财政支出为790亿。60亿意味着什么？而如此高代价得到的是什么？《人民日报》，仅在北京能够在当天上午看到，到了省会一级的城市，省里的干部最早也只能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拿到这份报纸，而边远一点的县城差不多要在一周甚至两周之后才能一睹中央报纸的风采。
每年9月1日，全国中小学开学，几乎所有中国的孩子都体会过课本尚未到货的窘境，包括北京和上海的孩子们。
早在1958年，余秋里脱了军装去石油部上任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信息化的世界潮流正汹涌而来，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感受其压力并决意要隆重迎接这一潮流的人还凤毛麟角，但是，周恩来、余秋里和他们的部属隐隐悟到了其中的深意。
周总理和余秋里听取了立项汇报。
郭平欣对他们说：“国家需要汉字信息处理，我们所要的技术外国人不给，自己解决技术上是有可能的。”
后来，在这个报批的文件上，就有了顾明、袁宝华、李人俊的签名，他们当年的职务均为国家计委副主任。
1974年9月24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国家计委以［1974］计字448号文批复，同意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计划。
报告同时批准由四机部召集成立“748”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郭平欣任办公室主任。
★★★
1974年，在十年动乱的风暴稍稍减弱的时候，有那么一群人悄悄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举行了奠基礼，除了与之相关的部分专业人士，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事，报纸上、电台里也不见一个字的报道。
20年后，“748”项目的发起人和执行者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纪念仪式。印刷业告别铅与火，本计划在2020年完成，但是，当“748”工程2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铅字在中国已经几近文物。
2001年，中国工程院评选20世纪中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在评选出的25项重大成果中，“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技术革命”以高票当选，仅比名列第一的“两弹一星”项目少了一票，排名第二。
“748”，功德无量！
★★★
将时空拉回到1974年那个深秋。
当“748”工程刚刚培上第一锹土的时候，在北京西郊燕园的佟府，树上的柿子渐渐黄了，在树下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王选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趴在桌子上写啊算啊，设计着脑海中新的计算机。这个北大无线电系的教师此时刚刚大病初愈，他没有研究课题，没有教学任务。对距离他不过20公里左右的计委机关大院中所发出的指令，他根本收不到，对此前各部委对海外印刷技术的考察结果，也全然不知。王选的妻子陈堃銶是北大数学系的老师，在“文革”前，她就和王选一起从事DJS 21计算机ALGOL 60语言的编译程序的研究，这一系统是中国国内最早及真正实用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之一。对计算机的研究是他们夫妇二人生活中重要的交集。
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陈堃銶被学校抽调到一个调查组，专门对校内各行政职能部门采用计算机实现自动化的可行性进行调研。一天，陈堃銶回到家中，在她与王选的谈话中，终于出现了“748”这三个数字……
“748”犹如宇宙中飞速旋转的天体，初期的王选还只是漂浮其外，但是，在那个瞬间，王选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卷入了一个特殊的轨道，从此，他羸弱的身体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并因此改变了整个天体运行的轨道。
这于王选，何其有幸。
这于国家，何其有幸。
这于方正，何其有幸。第二章王选的抉择
有人把他比作爱迪生——“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1975年那个春天，对王选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希望的幼芽同样也在萌动。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刚刚召开，周恩来总理指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未来。多少人因为终于又在新闻简报中看到周总理清癯的面庞、再次聆听他沉稳洪亮的声音而热泪盈眶。
但20世纪末的那个目标似乎还过于遥远，在1975年春天那个夜晚，当下班回家的陈堃銶说出“748”工程三个子项目的时候，王选却已经急切地开始选择自己眼前的目标了。
★★★
王选，1937年2月5日出生于上海，作为外贸公司会计师王守其家最小的孩子，王选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在上海最好的小学和中学上学，他始终是班里的尖子生。进入20世纪50年代，王选正值青春飞扬的年华，怀揣一腔报国热情，他没有选择留在上海，王选高考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数学系。
“由于政治上太要求进步，又增加了一种比较幼稚的思想，认为上海资本主义比较严重，北京是首都，政治气氛好，东北是老解放区，人的觉悟也肯定高。我大哥也写信来，赞成我报北大数学系，所以我下决心离开上海。”
1954年夏天，王选和一起考入北大的同学离开了上海，他们是唱着歌儿走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唱的歌：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胜利的星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伤心，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那么新奇，所有的一切都那么激动人心，那里有最美丽的校园、最有学识的老师、最棒的同学们、最好的学风和最绚烂的年华，一条多么宽阔的人生大路在王选面前展开。他积极向上，每天都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大二下学期，王选要选专业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大学前两年上基础课，后两年分专业上课。所以学生们会在第三年即将开始的时候确定自己的专业。这样的选择往往与他日后所从事的工作有着极大的关联度。
北大数学系有三个专业：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
数学系有一个传统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尖子学生都会选择数学专业，这几乎是最高智慧的体现。在数学之后，力学次之。而计算数学只是一个分支学科，北京大学刚刚建立这个专业，连教材都还不全，这还只是一个待垦的荒地。但聪明的王选却发现了“荒地”的优势：“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
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王选看到了我国刚刚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1月，对于中国科技界与科技人员来说，是令人振奋的。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应该迎接“由自动化所产生的、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里的新的革命”。并强调，中国要想有所前进，就必须在最近12年内赶上世界这个先进水平。
正是在这个时刻，经600名专家和苏联顾问约半年的论证，“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终于推出。《规划》把开创我国的计算技术事业等项目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19岁的王选立刻被其中所描绘的远景震动了。
《规划》中“国家最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说明书”中的第41项就是“计算技术的建立”：
“鉴于目前国家对于计算技术方面的需要非常迫切而国内原有这方面的力量又如此薄弱，组织方面的基本措施必须首先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迅速建立计算技术这一门学科……在干部方面，特别应当着重于新生力量的培养。”
就这样，王选放弃了数学、力学专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计算数学。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后来王选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要的选择。
这一选择犹如幸运之星，两年后，为王选苦闷的心田照耀了一丝亮光。
王选的苦闷始于1957年。这一年，大量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被冠以“右派”的帽子，离开了他们熟悉的工作和生活，被发配各处，其中就有王选班里几个最优秀的同学。一年后，王选的父亲王守其也遭此厄运。这让王选倍感迷茫。
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了。何去何从？一个“右派”的儿子又有什么样的自主权？就在这个节点上，中国计算机事业的飞速进步，终于把王选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北大。
新任命的中科院计算所筹委会主任华罗庚在全国各处寻觅，他正在急切地物色人才。与此同时，一批中国一流高校的数学系、电机系等相关学科的三年级学生在北京集合，中国第一届计算机训练班开课，如此超常规的培训模式，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高度重视。
在此前一年，中国政府向苏联订购了M-3计算机和БЭСМ计算机图纸资料，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迅即展开。1958年8月1日，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诞生，平均运算速度为每秒30次。经改进配置了磁心存储器，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1800次。不久，104机的研制也告开始，这将是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平均每秒运算一万次，接近当时英国、日本计算机的水平。这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在这个时候，计算机人才是多么宝贵。
王选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大学，他当了一名助教，并立刻展示了他在计算机研究领域的才华。他成为了北大红旗机研制的生力军，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的王选一天天在透支自己的生命。
“1959—1961年研制红旗机，玩命到不顾身体，经常连续工作一天一夜，最紧张的时候40个小时不睡觉。有时错过了吃饭时间，和同事一起到饭馆，点了菜还没上来，我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熬完通宵回到宿舍，坐在床上还没解衣服，坐着就睡着了，等口水掉下来，醒了，再脱衣服躺下。如果同事有什么问题找我，都有这个经验，说你去叫醒王选，光叫他不行，一定要在旁边看着他穿好全部衣服，才能离开，否则他很可能又睡着了……”
1961年，王选作出了他成年后的第二次抉择：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
“1961年我从北大数字系计算机数学专业毕业已三年，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爬滚打。当时一些新的计算机给我的印象很深，于是我就老问自己，你为什么总是停留在欣赏别人成果上，自己怎么没有创新？后来我才明白我不懂的是应用，是软件（当时software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应用当时很大程度上就是软件）。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我跨这一步时当时在中国是第一个，在美国也不多。一旦有了软、硬件两个领域的基础以后，忽然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我非常理解控制论的发明者维诺的这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盛的成果。”
科学史上这样的个案太多了。
1953年2月28日，英国剑桥Eagle酒廊里，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进来就兴奋地嚷道，他和沃森已经“找到生命的秘密”了。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在过去两年里，两人不分昼夜设法寻找DNA结构的秘密。这一天早上，他们终于解开了谜团，他们搭建的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充分显示了DNA是如何完成传递细胞遗传信息的使命的。他们伟大的发现改变了20世纪后半段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揭示了生命中最基本的奥秘。
这是交叉科学史上最动人的一次合作。在他们的前面，已经有一群杰出的科学家碰到了DNA结构的边缘，但只有他们两人以其特有知识和想象力，真正捕捉到了DNA双螺旋的影子。用沃森的话说：“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居然能找到一位懂得DNA比蛋白质更重要的物理学家，真是三生有幸。”此前，克里克离开英国皇家海军水雷制造厂还不到两年，沃森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
交叉学科立体式涌现是20世纪科学综合化走向的具体表征。
有研究人员曾经对分子生物学发生过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16位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作过初步分析，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不是通晓多门学科的博学家。
计算机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被誉为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伊曼，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数学家，以其无与伦比的数学造诣，在量子力学、核能、博弈论，特别是计算机领域，都取得了革命性的成就。今天的计算机无一不是根据冯·诺依曼体系建构的。
在中国国内，关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多被人关注。但是王选在1961年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我能取得一些成绩跟年轻时具备了跨领域的知识分不开，这点对今天人们在技术创新、选择科研项目等方面也许有些参考价值。我开始研究作出这些创造性成功的科学家的背景，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他们大多具有两个以上领域的知识和实践，在面临挑战时往往会萌发新的构思。”
14年后，王选的这一选择成了他创新行为的重要源泉。
但是，在1961年的时候，王选尚不知道他将面临怎样的磨难，这种磨难之深重，甚至让他几次走向了死亡的边缘。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极度短缺，米面都是定量供应。在过度的疲劳和饥饿下，王选病了，病得非常严重。
“那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低烧不退，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到医院一查，发现肺部有很重的阴影，血压升高，白血球一度降到3000以下。医院最早怀疑是红斑狼疮，……治了一阵，一点不见好转，又转了几次院，最后一家又推断是结节性动脉周围炎。我了解到，这两种病在当时都是很难医治的重病。”
是母爱给了王选第二次生命。但是，母亲的荫庇却根本难以阻挡随即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骤雨，王选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并再次与死神面对面。
到1975年时，38岁的王选在病魔和无穷无尽的政治风暴的摧残下，已经身心俱疲。14年中，他中了生命中的头彩——爱情，对于王选来说，陈堃銶就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她平静而安详地走近王选，一往情深地接纳了王选的一切，她决然地把王选带离了死神的阴影，然后又向他指出了一条路……路的尽头有着无限瑰丽的景色，花儿盛开，鸟儿欢唱，芬芳四溢，但旅途却充满了荆棘。
王选终于踏上了那条路，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
“1975年春，陈堃銶参加北大校内的一个调查组，调研学校行政管理、后勤、物资、财务和印刷厂等部门采用计算机、实现自动化的可能性。从调查中得知，北京新华印刷厂和清华大学已合作搞了一个光机式照排机，即二代机，该设备曾试排过一些出版物，但机械故障多，一行字内常常出现高低不齐的现象，因而无法实际使用。调研中还第一次听说，国家有一个‘748’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
“748”工程分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系统、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
“在‘748’工程的三个子项目中，我独钟精密照排系统。因为我觉得，对于通信而言，汉字与西文无多大差别，不会有什么特色；而情报检索系统虽然价值大，从长远看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当时中国的硬件条件、联网和使用情况还不足以使这类系统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一个大的气候。……汉字精密照排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它的难度和价值吸引了我。”
所谓“价值”，使得王选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汉字精密照排这座阿里巴巴的宝库。
“汉字精密照排是指运用计算机和相关的光学、机械技术对中文信息进行输入、编辑、排版、输出及印刷，也就是用现代科技对我国传统的印刷行业进行彻底改造。虽然难度巨大，但它的价值和前景同样不可估量，因为在当时，中国最多的厂，恐怕就是印刷厂了。”
“我看到工人们捡铅字的苦。捡铅字的人，每天要走十几里路，非常累。而那个熔铅的人最苦，因为吸了铅的蒸汽，这些工人每过几年都要去打一次铅毒，职业病非常严重，而且效率极低。”
王选的这一选择，将他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埋首科研而忽视应用（更别提产业化了）的科学家区分开来，“奇技淫巧”在中国往往被科学家所不齿。
很多年后，王选就此说过一段话：“在选题和确定技术途径时要注意中国国情，要仔细研究哪些事情应该做而且可能做，哪些事在中国是不应该做或不能做的。如果只欣赏和坚持局部的创新，而忽略了整体上的大方向，有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检索既有的最前沿科技成果，是科学研究的开端。
情报所在北京东北的和平里，北大在北京的西郊，王选每天奔波在那条路上，迎着春天潮湿的阳光，空气里隐隐飘来花的幽香，初升的朝阳和落日的余晖总是在他的身后投下一个长长的斜影。
今天人们依然在传扬着王选为了省五分钱而宁肯少坐一站车的轶事，不仅如此，他还要竭力省下复印费，字数不多的就用手抄。因为那时候的王选还是一个在家病休的病号，每月只能领到40多元劳保工资。
在过去的20年里，王选还发展出了一种能力——英语的阅读和听说，为此，他被扣上了“偷听敌台”的罪名，并因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所有的付出在1975年即已经有了回报，他成了情报所里那一批批英文杂志的第一读者，并因此而获得了最新的滋养。
说起来这真的是奇特而又侥幸，当“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竟然还有这样一个静静的角落，可以让王选在这里徜徉，并让思想的泉水恣意流淌。这依然要归功于《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建立中国科技情报机构，创建情报事业”被列为第57项任务。随即，中科院科技情报所在1956年10月成立。到了1973年，中国科技情报所还加入了世界科技情报系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综合情报计划处。
架子上各种书刊冷峻面容的背后，向王选展示了一个沸腾而恢弘的现代世界，在那里，西方人早已越过了谷登堡铅与火的高温炙烤，在冷排的天地中，他们甚至越过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新的发明腾空而起，掠过错综复杂的崎岖山路和险要的关隘，在重重挤压中喘息，但前进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歇。每一代的进步都与当时周边领域科技进步的节奏相合，与晶体管技术、半导体技术、光学技术的进步共生共荣，直至20世纪70年代，0和1这两个最奇妙的精灵终于叩响了印刷技术沉重的大门。照相排版终于进入了数字和激光时代。
“第四代是激光照排机。字模以点阵形式存贮在计算机中，输出时用激光束在底片上直接扫描打点成字。英国蒙纳公司到1976年才研制成功，1975年还处于研制阶段，能查到的资料非常少，而且都反映困难重重。有一则报道提到美国一家公司研制出了样机，但很快就放弃了推出商品的计划；另一则报道说，激光逐行扫描使控制器的设计难度大大增加，研制出的系统很难达到廉价推广。不过，与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相比，激光照排分辨率高、精度高、幅面可以很大，速度潜力也很大，还可以过渡到激光直接制版，前景十分诱人。”
在世界科技前沿的最高峰，王选看到了绚丽的风景。然而，回过身来，再扫描国内当时的现状，王选刚刚还是清亮亮的眸子上已经罩上了一丝云翳。
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故乡，却仍在按照1488年德国谷登堡的办法：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铅排版，以版印刷。暗灰色的铅字与赤热的烈焰每天都在炙烤着印刷工人。
当时在中国国内，仅有五家机构正在开发精密照排项目，其中有三家研制二代机，另外两家开始研制第三代照排机。
而且，无论是二代机还是三代机，在存贮汉字方面，他们均采用的是模拟方式。但是，“汉字字型的信息量庞大，模拟存贮的方法不可能解决存贮和输出等技术难关。”
王选很清楚地意识到：“二代机用机械方式选字，对机械精密程度要求极高，需要非常精细的机械制造工艺，依照我国当时的机械工业水平，很难达到要求，研制和生产都很困难。同时，不能适应复杂版面的要求，尤其不可能实现文图合一的输出，因此，二代机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三代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比黑白电视机分辨率高20倍，生产难度极大，对底片灵敏度要求也很高，国产底片很难过关。”
但是王选发现了西德Hell公司的Digiset。1965年在巴黎TRG展览会上，西德Hell公司首次展示了用CRT（阴极射线管）作为光源的照排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采用了数字式存贮和数字式输出，“被称为‘真正的突破’，使高速输出和文图合一的处理成为可能”。情报所的一份杂志上刊登了Digiset输出的线条图，王选惊喜地看到，这个图形质量极好。
在1965年在巴黎TRG展览会十年之后，西方国家的三代机已经大多采用数字存储，把每个字型变成一连串由0、1组成的二进位信息，存储在计算机内。
“看来，数字式存储将占统治地位。”王选隐隐有了这样的见识。
“对国外状况的调查，使我于1975年得出下述结论：数字式存储将占统治地位；光机式二代机，尤其是汉字二代机难度很大，但没有前途；字模管式三代机和飞点扫描式三代机正在走下坡路，很快将被数字存储的CRT三代机所淘汰。”
很快，陈堃銶也成了王选的同盟者。他们立刻开始了中文汉字数字存储方案的探究。
在浩瀚无垠的汉字之海中遨游，王选被震惊了。
康熙字典收入的汉字多达47000多个，常用的字就有五六千个，印刷用的汉字更存在多种字体，有宋体、黑体、仿宋、楷体等十余种，而且还有十多种大小不同的字号。如此匡算，印刷用的汉字字头数多达100万个，若不采用信息压缩的方法，总存贮量竟高达200亿字节！
而我们的计算机呢？
国产DJS130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最大容量只有64K，还有一个512KB的磁鼓和一条磁带，仅相当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这就如同将太平洋的海水盛放在昆明湖中，还要腾出空间来对海水进行分析、分类、处理……
痴人说梦啊！
★★★
日本人也同样在苦苦徘徊。
“当时只有日本搞出了三代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字信息的存储问题，只能提供宋体和黑体两种字体，仅能勉强应付日文中的少量汉字，质量也达不到印刷要求，无法投入实际使用。”
多少人曾希望像西文一样采用黑白段长度编码技术，解决汉字字模信息的存储问题，却一一铩羽而归。无奈之下，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NEC、京都大学尝试使用字元组字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把汉字看成是由一个或多个字元组成的图形,每个字元都用折线轮廓来加以描述，并将其轮廓信息存储到系统中，字形还原时先从系统中调出字元轮廓信息，然后把它们拼成汉字。比如“新”字，可由“立”、“木”、“斤”三个字元经放大、缩小、拉长、压扁处理后拼成。这样，字形信息的压缩率虽然很大，但是拼出来的汉字实在惨不忍睹。
难，还是太难，汉字字形特殊，数量庞大，第一代照排机发明40年了，可汉字照排系统依然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险峰，漠然地横亘在科学家面前，面无表情地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努力攀爬的人们。
但是，“这个项目的难度和它的价值，大大地吸引着我。”王选后来说。
在一系列路径被证伪之后，王选凭借着他的数学功底，凭借他通灵软硬二界的烨烨才华，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
王选注意到，“汉字虽然繁多,但是有规律可循，每个汉字都可以细分成横、竖、折等规则笔画和点、撇、捺等不规则笔画。对于规则笔画，可以用一系列参数精确表示；对于不规则笔画，可以用轮廓表示。”
“我们统计了一下，汉字中规则笔画的比例占了近一半。”王选说。
以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使汉字字型信息得以以1∶500的比例高倍压缩。
★★★
在那个春天，当王选如一叶小舟般每天孤独地在情报所游弋的时候，几乎在同一时刻，还有一群人也在做着相关的工作。
从1975年开始，郭平欣领导的“748”办公室组织了由北京新华印刷厂、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以及北京市1500名中学生，协同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汉字查频统计”。他们从政治理论、新闻通信、科技和文艺四类书籍86本、期刊104本、文章7000余篇共2100余万字中进行“查频”，结果表明，调查样本中一共用了6335个汉字。
此外，郭还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就照相排字机的选择问题——模拟字模和数字字模问题，开展了数月的调研和论证。数字字模方案很快就胜出了，这是一个采用64×64点阵字库以解决存储器容量过小的矛盾的方案。
可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用数字点阵方式表达的汉字字模，即使用较高的点阵密度，也不易体现较高的字模质量，难以满足新闻出版印刷的要求。所以，采用数字式字模方案，若不对汉字字模信息进行压缩根本就行不通。可是，若论信息压缩，日本人攻了几十年，也没解决问题啊。
因此，主流的意见是——改进光机式照排机，以此作为“748”工程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二代机方案的胜出。
这一结果令郭平欣有些泄气。人家正在研究四代机，我们举全国之力，就只能吃别人前天的剩饭。
在这个时候，德国Hell公司第三代照排机来北京展示，Hell的系统把点阵字库放在磁盘上，用黑白条的方法加以压缩，但Hell的存储器容量依然太小，根本不足以解决汉字的问题。
“唉”——郭平欣只有一声长叹。
两条曲曲折折的路在初夏的时候终于交汇了。
来自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教师张淞芝在加入“748”工程之后，为了解决汉字存储问题，跑了不少单位，但结果都不理想。后来，他终于得知了王选和他的研究。
王选回忆说：“1975年5月，‘748’工程办公室张淞芝与十五所、南京大学等承担单位的同志一起来到北大，介绍该工程的情况。”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底，王选写出了“全电子照排系统”的建议手稿。这时候，王选又一次累得几乎虚脱。他担心人微言轻，担心自己的成果得不到重视。陈堃銶自告奋勇地向数学系作了汇报，没想到系里非常重视，决定尽快向北大领导呈送报告。
“区分横、竖、折等规则笔画和任意形状的不规则笔画，并用参数描述规则笔画的宽度、长度和各种笔锋，是1975年5月在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出的，并由陈堃銶向数学系和无线电系的有关同志作了介绍。该书面报告打印后送到了当时北大校革委会负责人、8341部队军代表魏银秋手中。”
魏银秋立刻感受到了这份建议稿沉甸甸的分量，他没有怠慢，当晚就组织了有数学系、无线电系、图书馆和北大印刷厂人员在内的联席会议，那个会一直开到半夜。会议形成了两项决定：第一，把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列为北大自选项目，确定了数字存储、信息压缩和小键盘输入的总体方案，争取列入国家“748”工程的计划；第二，从各单位抽调人员成立会战组，协作攻关，组长由北大教育革命部部长张龙翔担任。
王选终于找到了“组织”。
那个晚上，对于王选来说，是十分特别的。后来，丛中笑在她的《王选的世界》一书中细细描写了那个晚上：
开完会，夜已深了，陈堃銶一回到家里，就立即向王选细述了回忆的情况，两人心中的感受难以言表。从1966年开始，近十年来，王选一直是个边缘人物，很多时候都有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绝望。直到此时，他才重新感觉到了学校、科研对他的需要，甚至感到了祖国和人民的重托。5月的北大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空气中暗香浮动，王选有些热血澎湃，他兴奋地对妻子说：“咱们又要大干一场了！”
接下来，是异常艰苦的劳作。在197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每天，王选都会趴在桌子上写着算着，继续完善方案，陈堃銶则把压缩信息拿到计算机上进行各种模拟实验。他们的研究终于获得了预想中的结果：
以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法，使汉字字型信息以1∶500的比例高倍压缩；
设计出一套递推算法，使被压缩的汉字信息高速复原成字型，而且适合通过硬件实现；
用参数信息控制字型变大或者变小时敏感部分的质量，从而实现了字型变倍和变形时的高度保真，这一发明，比西方人早了十年。
★★★
1975年，炎炎烈日终于渐渐变得柔和了许多，当王选和陈堃銶用字形信息压缩方案，通过软件还原、宽行打印机打印，真的打出一个带有点、撇、捺的“义”字的时候，北京已是秋叶飘零，北大校园里，铺满了一地的金黄。
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将在10月底举行“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最终方案论证会。各方都在认真准备着自己的方案，以争取“748”的立项。此时，王选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要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实用的价值，单靠北大自己闷头做功课，是不可能成功的。王选希望加入到“748”工程中去，把其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这个子项目争取过来。
但是，10月里北纬旅馆的那个论证会却给了王选当头一棒。
★★★
1975年10月25日和27日，文化部访日代表团再次在国家出版局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专题汇报。他们提出了有关印刷的几项具体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发展照相排字技术”。《建议》写道：
按我国现在的条件，宜于尽快普及手动照排机。……日本现有五六个生产照排机的工厂，其中森泽写真植字研究所一家，每年生产手动照排机3000台。我国现在仅有上海每年生产手动照排机100多台，远远不够。建议每个协作区建设一个照排机制造厂，争取在“五五”计划期间在主要书刊印刷厂普及手动照排技术。同时还要抓紧自动照排机，包括二代和三代的研制工作。
这大致代表了中国印刷界包括印厂和用户的主流认识：普及一代机，研制二代机或三代机。
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被带入了北纬旅馆的论证会。
那天，王选夫妇把那个用三张打印纸拼接而成的“义”字小心翼翼地带到了会场，陈堃銶代表北大作了报告，那时候的王选身体还是太虚弱，就连一个完整的报告都不能支撑下来。
王选后来回忆起那个会议：
“新华社的钱乔其在会上介绍了云南大学的字模管三代机和小键盘编码输入方案，科学院自动化所的毛绪瑾介绍了他们正在研制的飞点扫描西文三代机方案，新华印刷厂的贝贵琴介绍了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制的字模平板移动、静止曝光的二代机，樊景泉则介绍了上海有关单位的研制情况。我们的字形信息压缩方案和“义”字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
但是，会议开了两天，王选的方案和他们带去的那个“义”字，就像一个扔进河里的石头，泛起了几圈涟漪，似乎就沉没了。参会者质疑：仅仅一个“义”字能说明什么？的确，北大的方案另辟蹊径、新颖独特，但是数字化存储如何保证字模质量？最终用什么设备输出？连日本人都没有搞出来，我们能行？你这是玩数学游戏吧？
所有的人都在登山，气喘吁吁，外国人已经走到了前头，国人还没开始迈腿。跟着走吧，这条路一定没有危险，于是就想踏上第一个台阶。王选发现，不能跟着走，我们没有别人的精良设备，就算跟着也会走丢的。不一定非要亦步亦趋，还有一条路能走到洋人前头，可以率先登顶。可王选的这个设想被打了回来。
北纬旅馆的论证会最终决定采用二代机作为正式方案上报“748”办公室。
王选难过极了，他明明清晰地看到了那是一条死路，怎么能动员大队人马，义无反顾地往那个方向继续走呢？
“当时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我清楚，二代机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选择二代机不只是一个技术决策的错误，还将带来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将延误我国在照排领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在北纬旅馆的那个会上，孙宝传却说自己找到了“知音”。孙是新华社技术局的专家。
正好是在北纬旅馆会议前两天，孙宝传参加了日本电气公司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座谈会。但是，日方对这一系统的核心技术——汉字库却守口如瓶。孙宝传可不想就这么算了，会上会下，他不放过每一个与日本人交流沟通的机会，然后反复琢磨思考，终于摸清了这一系统用“矢量法”描述汉字轮廓线的基本思路。
“当时我刚刚结束与一家外国公司的照排机技术座谈，还没有离开北纬饭店，王选等同志来北纬饭店参加精密照排系统技术论证会，在会上介绍了字形信息压缩的方案，我听后深感遇到了知音，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即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新华社的支持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作为“748”工程的第一用户，新华社技术局的专家、干部们认真对比了二代机和王选的方案，他们觉得二代机问题太大，不仅速度慢，灵活性差，而且经常出现机械故障，很难满足报纸的要求。而王选的设计思路超前，可行性强。于是，他们一趟一趟往北大跑，张淞芝也一趟一趟往北大跑，先是他自己要来，后来就是奉郭平欣之命而来，他们对王选的方案“深信不疑”，他们确认，采用北大的汉字信息压缩技术解决汉字存储问题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他们向郭平欣正式递交了“宜采用北大方案”的建议报告。
这期间，王选的步子从来没有停歇过。
“当时我想到一句话，美国的巨型机之父克雷（Cray）说过，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人们常常说‘Can?t do’（做不成），对这种怀疑的最好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启示，并且在以后的十几年始终鼓舞着我。”
到了1975年12月，王选的数字压缩方案又有了重大突破。“王选他们提出用参数描述横、竖、折等规律笔画的长、宽、倾斜度及变化多段的各种笔锋，用轮廓描述点、撇、捺等不规则笔画，这样使汉字字形信息量减少到数百分之一。同时他们还成功地研究出一整套把折线轮廓复原成点阵的快速算法和使文字变倍失真尽可能小的变倍算法，从而保证经过处理后汉字的输出的质量。”
到了来年的早春，新华社技术局的王豹臣和四机部的张淞芝一起在北大组织了一个会议，邀请新华社、四机部等机构的专家，正式听取了王选的方案介绍。2月25日，王选第一次来到新华社。王豹臣说：“新华社赞成用北大的方案。”
一线希望在向王选招手。
不久后，张淞芝给陈堃銶发来了一封信，信中特别写到了10个字——“山、五、瓜、冰、边、效、凌、纵、缩、露”，后来，10个字变成了11个，增加了一个“湘”字。张说，这是郭平欣钦定的“考题”，想实际检测一下不同风格和框架的汉字的压缩率以及复原后的文字质量。
“5月4日，我们接到了这10个字的信，当晚由会战组组长张龙翔召集全组会议，决定突击一个半月完成模拟实验。因为以前的软件模拟都是陈堃銶负责，所以这次仍由她主持。当时使用的是北大计算中心的6912中型机，白天有教学任务，只能利用深夜和清晨四五点钟上机调试程序，纸带、宽行打印机和内存又经常出错，所以非常紧张和辛苦。陈堃銶的血压也一度降到70／55。……6月11日，郭平欣、张淞芝、新华社王豹臣、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沈良等来校参观表演，郭局长看后很满意。”
郭平欣说：“质量完全能满足正式出版的要求。”
但是，满意又能怎样？江青、张春桥正在批“条条专政”，四机部不可能直接给北大下达任务。此前，精密照排项目的研制任务已经下达给了北京市出版局和新华印刷厂，这一结果怎么可能轻易改变？相关方面一定会采取措施加以抵制。
丛中笑在《王选的世界》一书中记录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意想不到事情发生了：一份北京市的红头文件正式下达给北大，明确规定‘748’工程采用二代机方案，要求北京大学承担二代机的排版软件研制任务。这份文件印刷精美，还盖了三个大印，显得威风凛凛……这份红头文件等于封住了四机部的口。”
文件同时规定，新华社作为第一用户，将参与二代机的研制。这等于断了王选与新华社的合作之路。
但郭平欣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退一步，进两步，抗战时，郭曾跟随周恩来在重庆与各种势力周旋，今天，他同样打算在“748”开辟第二条战线。
“几个月来，郭平欣一直在想办法把任务落实给北大……征得四机部刘寅副部长的同意，郭平欣让张淞芝在普通信纸上手写了一封信，亲自签发，给北京大学正式下达了研制任务。”
从1975年到1982年的整整八年间，北京的两个“748”工程在同时进行着。
王选被深深感动了。
“这封不起眼的信与那份盖了三个大印而且套红印刷很像中央红头文件的二代机任务书相比，实在太寒酸了，但它体现了科学求实的精神，标志着中国印刷术腾飞的开始。”
这是1976年9月8日，是十年动乱最后的时刻。“748”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踽踽独行的王选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的路上没有路标，没有光明，只有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一份执着，还有周围的一群有识之士的支持，他们深信，这条路将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
整整18年后，人们聚集在“‘748’工程2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刘剑峰说：“‘748’工程最初的系统总体负责单位并不是北京大学。电子部‘748’工程办公室的同志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毅然决定改由北京大学负责系统总体的研制开发，王选为系统技术总负责人……‘748’工程虽屡经困难和波折，而始终大旗不倒，取得胜利，与当时的这个决定是有重大关系的。”
……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一年，中国政治的跌宕起伏几乎把所有的国人都卷入其中。但这一切对王选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正忙于解决汉字存储之后的更大的难题——汉字照排输出的技术方案。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借鉴的只有三代机的阴极管射线输出装置。
国外CRT（阴极射线管）照排机已臻成熟，这给了王选一些信心，因为CRT和感光胶片在中国都可以生产，搞CRT照相应当是可行的。这是三代机的输出方案。但是，当后续的研究分析陆续展开后，问题却日益突出。国产CRT的分辨率太低，幅面太小，亮度不足。同样，感光胶片的灵敏度亦太低，照出来的片子根本无法应用。为保证CRT高质量输出，需研制一整套复杂的校正电路，例如非线性校正、像散校正和动态聚焦，这些都是德国Hell首创的技术，“而我们对这些毫无经验”。
这条路几乎走不通。
1976年4月，王选获悉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研制成功报纸传真机，分辨率为24线／毫米，已经在《人民日报》应用。王选看了这套设备后，大感惊喜，幅面宽、分辨率高、对齐精度好，而且这套设备已经投入使用，是成熟的设备。
但是按照王选的设计要求，传输设备的分辨率应该达到29线／毫米，而且杭州传真机采用的光源是录影灯，输出质量不佳。不过与三代机的CRT输出设备的困难相比，杭州的报纸传真机“实在太吸引人了”。王选欲罢不能。
山重水复，岩壁嶙峋，前路莫测。王选左冲右突，终日在实验和思想的逻辑中盘桓，直到有一天，一道直觉的闪电击中了王选——“激光”二字让王选豁然开朗。如果把报纸传真机的录影灯改成激光光源，不就能变成激光照排机了，国外不也正在研究激光照排机吗？
光学家张合义肯定了王选的方案是可行的。
“1976年时国外尚无激光照排机的商品，但国内在高精度传真机研制方面已积累了多年经验，激光扫描分辨率高和幅面宽等突出优点强烈地吸引了我，但逐线扫描不能改变光点直径和扫描后不能停顿的特点又使控制器的设计难度很大。‘需要’和‘矛盾’正好促使新方法的产生，我的逐段形成点阵、逐段缓冲、四路平行输出等方案就是被逼出来的。”
在这样的风云际会中，王选作出了一生中第四个重要抉择：跳过第二、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王选终于发现，当汉字的数字处理技术与激光对接，汉字照排系统或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在这一境界中，我们终于可以绕过材料学的短板、绕过光学仪器的短板，超越别人的路径，而直插巅峰。
几乎过了整整20年，王选才再一次领悟到，他的这次选择绝非偶然，超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
“1997年我看到一则报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56年回国后，建议中国先搞导弹，后研制飞机。当时有些同志觉得很奇怪，中国是不发达国家，飞机我们也许可以赶人家，至于导弹，连美、苏当时都还没有洲际导弹，中国怎么有能力去发展呢？钱学森的回答很妙：‘搞飞机难，搞导弹容易。’因为飞机载人，需要长时间的疲劳试验，而中国基础工业薄弱，发动机、材料等一系列困难短时间解决不了。导弹则是一次性的，这点比飞机要容易得多，但导弹要准确命中目标，要有高超的制导方法和技术，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攻克这一难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
逼仄的国际国内环境，极度羸弱的工业基础，逼迫着王选等人只能从自己的大脑里寻找出路，以软件和智力优势克服硬件和设备不足。正因为如此，钱学森以及王选才得以突破自己的比较劣势，使中国的导弹和印刷技术能够在极低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飞跃，进而达到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技术层面的问题在此不再展开。
1976年8月，王选决定采用激光输出方案，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王选已经顾不上这样那样的非议，他对郭平欣说：“搞应用研究，必须采用高起点，着眼于系统成熟时未来的国际技术发展情况，否则，成果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于时代，只能跟在外国先进技术后面亦步亦趋。激光照排符合世界照排技术发展潮流。”
郭平欣支持了王选的选择。
到1976年底，王选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这意味着汉字激光照排设备的研究已经完成了案头的工作，样机的研制随即展开。
张龙翔给北大党委打报告，请求学校对“748”项目进行重议。1977年1月27日，校党委负责人黄辛白批复：“不必重议，抓紧进行。”就在同一天，新华社技术局王豹臣来电，新华社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合作伙伴，要正式确定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关系，并已向中央上报。
几天后，王豹臣来到北大，看到了王选的方案说明，他惊喜地发现，万事俱备，只等开工了。
5月6日，四机部、新华社与北京大学在新华社召开了联席会议。
“新华社社长曾涛、副社长杨家祥，电子工业部郭平欣局长参加了会议；北大则有周老（周培源）、张龙翔等同志参加会议。……周老和我们是坐吉普车去，新华社领导觉得周老年纪这么大了，还坐这种车去新华社开会，很过意不去。这次会议可以说是‘748’工程的一个转折点，会上成立了郭平欣、杨家祥、张龙翔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这一项目，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以后的成功。1977年5月6日是周老第一次了解‘748’的内容和意义，从此以后，他就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项目，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748”工程办公室的支持下，项目组很快就选定山东潍坊电讯仪表厂(后改名为潍坊计算机厂)作为系统生产单位，选定无锡电表厂(后改名为无锡计算机厂)作为汉字终端的研制协作单位，新华社印刷厂成为了当然的第一用户，此外，合作方还有杭州通信设备厂、长春光机所和四平电子所等。那时候，经济利益这个概念几乎从未在他们的脑海里出现过，能够参与国家重大工程，这是一种荣誉，只能干好，绝无讨价还价一说。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汉字信息处理、书报电子排版”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第76项），明确由北京大学等单位负责研究开发。
紧接着，原理性样机的研制迅速获得进展。1979年春天，样机组装完毕，开始进入调试阶段。
★★★
中国自己的汉字激光照排机已经在母腹中着床，正在成型，十月怀胎，尚需十个月呢。但是，别人家的孩子已经急不可耐地叩门了。1979年，世界最著名的印刷机械制造商英国蒙纳公司带着自己的汉字激光照排机来到了中国。
王选的样机暂时还解决不了中国印刷业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如山一般的问题。于是，国人以发自肺腑的喜悦之心迎接了那个叫蒙纳的英国“孩子”。
王选，再一次面临劫难。第三章激光照排狙击战
洋人又一次兵临城下，正在攻城略地。只是汉字的城墙实在太过雄厚，外国人暂未能开发出有效的汉字压缩算法，系统需要大量时间从磁盘读取字形信息，以至于汉字输出速度如同老牛爬坡，实在难以达到中文出版的实用化要求。
外国公司在中文文字信息处理上所遇到的瓶颈，在时间上留出了一个空隙。抓住这一空隙，王选率先攻破了汉字数字化的关隘。这是中国人从明代以来第一次抢占了技术的制高点。
有一组非常著名的数字，在今天看来，令人震惊而又啼笑皆非：
20世纪70年代末，印刷出版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一般图书平均周期需要一年，到了80年代初，此种现象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急剧严重起来。
人民出版社平均每本出书天数：1980年为305天，1981年为352天，1982年为366天；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为355天，1982年为400天；
中华书局：1981年为393天，1982年为408天；
科学出版社更是慢得惊人，平均要500天左右;
《毛主席纪念堂》画册，中央按第一号任务下达安排生产，但居然要用一年半才能完成，而建纪念堂的时间只花了半年。
周培源说：“我是搞物理的，《物理学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科学出版社可以说是我们在科学技术出版方面的最高权威了。就我们《物理学报》来说，长期投稿要两三年才能出版，压稿至少有两年。这种情况不仅是《物理学报》，《数学学报》等其他学报也是这样。”
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竟然成了那一代科学家的奢望，多少人在临终前的病榻上最后的愿望，就是能亲手摸一摸自己的专著。
1977年8月4日到8日，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抓的第一件事。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他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在谈完了恢复高考等问题之后，小平说：“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现在有的著作按目前的出版情况，要许多年才能印出来，这样就把自己捆死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978年，他又再次强调：“出版周期太长，真是害死人，要下点工夫解决科学、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要把解决纸张问题、出版印刷问题列入国家计划。”宋木文.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257.
邓小平的话很快应验，在随后到来的科学的春天里，一大批科学专著在出版社排起了长队。
不仅是科学专著，报纸的印刷更是压力重重。
新中国成立后，自1949年至1988年的近40年，全国报纸的出版印刷技术，一直采用铅排铅印工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只剩下236种。各报最多只有四个版，有的还是周报，排版、印刷都不紧张。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前停刊的许多报纸陆续复刊，新的报刊不断创立，到1985年全国报纸发展到944种，较1980年增长了1.4倍，平均每年递增20％。
图书、杂志、报纸，突然爆发性地增长，全国各个印厂根本难以招架。
改革铅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1979年1月15日，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给胡耀邦写报告说：“印刷落后和纸张紧张，是出版工作中两个最大的难题，也是各级出版部门天天谈、月月谈、年年谈的永恒主题……就像两座大山一样挡着我们的去路。”
孙中山说：“据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资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是也。”
如何搬去这两座大山？靠自己还是靠他人？这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并引发了重要的产业政策之争。
★★★
在刚刚过去的1978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三年180亿美元宏伟的引进计划。在大手笔的“洋跃进”计划中，印刷技术的引进当仁不让地排列其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中国出版界兴奋地发现了英国蒙纳公司的汉字激光照排机。
1978年7月，国家出版局以陈翰伯为首的五人出版印刷小组，赴香港参观考察。
在港期间，他们得知，蒙纳公司研制的激光照排系统已于1976年投产，技术先进，使用便利。
事实上，直到1985年Linotype推出激光照排机以前，可以说蒙纳的激光照排机几乎是世界市场上唯一的一种第四代照排机商品。
不过这个时候，蒙纳还只能排西文。但他们正在研制中文激光照排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乐秀章则在研究汉字输入编码方法，并为该公司设计汉字输入键盘。于是，陈翰伯找到了乐秀章。乐氏编码方法是字根组合式，键盘有256键，需按设计制造，不能采用国际通用的小键盘。
国家科委认为，有必要派人去英国进一步了解。但还未及组团，就已经收到了蒙纳公司的邀请函，蒙纳公司将于当年12月在香港举行中文激光照排机及乐氏键盘示范表演。
★★★
12月的香港，阳光温暖而明媚。蒙纳照排机打出来的那一页纸则更加让中国内地的来访者觉得暖洋洋的，这是以“热烈欢迎参观中文激光照排机示范表演”为标题的一段报道，所用时间不过几分钟，排版规整，文字轮廓清晰。
中国考察小组认为：“这套激光照排机是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编辑处理、用高精度激光在胶片上扫描记录文字字形的技术先进的照相排字机。排字质量拼版，由于激光扫描线数达到每毫米40线，能完全满足再现汉字笔锋风格的要求。速度，排英文时可达每秒540个字母，排中文时估计可达每秒50字。造型、体积、可靠性等方面，均属良好。”
蒙纳公司董事长怀特当场就提出“希望中国购买”的意愿，并主动表示愿为中国培训技术人员并与中国合资建厂生产。
★★★
蒙纳公司终于要敲开中国的国门了。排在后面的还有日本的写研、森泽、二毛公司，美国的HTS、IPX公司等。
王选急了，郭平欣和“748”的人都急了。
“郭平欣、王昌茂、张淞芝等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引进，尤其是阻止电子部的下属单位介入引进和与外商进行技术合作。
面对Monotype（蒙纳公司）的威胁，我们一方面加紧原理性样机的研制，确保1979年秋天Monotype展览前输出一张报版样张，另一方面要着手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真正实用的Ⅱ型机的研制。从1976年初到1993年初这17年中，我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包括星期日和春节、元旦)，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但身心最紧张和最劳累的是1979年。当时我们在总体设计上的某些优势离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还差得很远，松一口气就会彻底完蛋。”
在1979年那个最炎热的日子里，对于“748”来说，正是大军压境，前路茫茫，王选身心交瘁。但是，有一天，天边终于现出了一线曙色。
1979年7月27日，在北大“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的计算机机房里，中国第一张使用激光照排系统输出的八开报纸的样张终于诞生了，报头是郭平欣题写的“汉字信息处理”六个大字。
“这一系统是1975—1976年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设计的，所有的设备和元器件全部是国产的，相当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硬件水平。但系统的设计思想却是超前的：比美国更早采用字形的轮廓描述方法；首次用附加的控制信息描述笔画的敏感部分以保证字形变小时的质量；首次在激光逐线扫描且不能停顿的条件下，实现了轮廓字形的分段高速复原。”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闻讯，第二天就赶来了。看着样机输出的汉字又漂亮又清晰，方毅兴奋极了，当即要求新闻媒体予以宣传。
不过媒体却对这一样机顾虑重重。说是成果，可既不成熟又不稳定，大话说出去，会被人嘲笑的。踌躇许久，只有《光明日报》记者朱军写了一条很长的消息，发在了8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王选说，这是“在报社总编辑直接支持下完成的报道”。文章的大标题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副标题是“我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标题字号之大，很是罕见。朱军还在头版编发了评论员的文章和小报样张的照片。
无论是记者还是王选本人，对标题中那个“主体工程”四个字都曾颇费心思，特别强调“主体工程成功”，那就是说明整个系统并没有获得成功，离应用还差得很远。
输出报版样张，仅仅意味着硬件调试成功，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是软件系统的调试，这个分量极重的担子几乎都压在了陈堃銶肩上。软件系统调试，包括具有实时功能的多用户操作系统、命令处理程序和批处理排版软件，总量达14万多行汇编语言。而且，由于软件的编写完全是在简陋的国产机上完成的，王选说：“硬件条件的简陋，使得调试工作变得难以想象得艰难，称得上是千辛万苦。”
千辛万苦的回报是一本清丽的小册子。
1980年9月15日上午，陈堃銶和她的队伍终于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排出了第一本图书——《伍豪之剑》。书的封面是绿底白色网纹，竖排的“伍豪之剑”四个字非宋非黑，而是采用了手写体，笔锋洒脱犀利，韵味十足。这表达了一个信号：北大的汉字处理，已渐趋完美。
书送到了方毅手中，随书还有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本样书完全不用铅字字模，文字的输入、校对、编辑和排版工作，都是在计算机控制下运行的……我们的系统的使用方便程度和软件功能等方面都优于蒙纳的系统。”
周培源请方毅将《伍豪之剑》转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方毅在北大的信中又附上一句话：“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建议予以支持，请邓副主席批示。”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之后，看到了方毅转来的信函和书，他在信函上写了四个字——应加支持。王选.艰难的起步——激光照排系统研制回忆之一.中国计算机报,1994-08-09.
不久，方毅拿着邓小平的批示，再次来到北大，在机房里见到王选，这一天，他们交谈了很久。
关于样机，后来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鉴定会，李瑞副部长(兼计算机工业总局局长)主持，黄辛白副部长(当时已从北大调到教育部)和郭平欣副局长、张龙翔校长等60多人出席会议。鉴定结论是：“与国外照排机相比，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领先，激光输出精度和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有关机构当即要为王选评奖、庆功。这是荣誉、是激励、是希望，但王选决定放弃了。他很清楚，以样机当前的模样，要想挡住蒙纳，根本是妄想。
“我们决定不再致力于这种样机的试制和生产……从1979年9月起，我把主要精力放在Ⅱ型机上。”
★★★
蒙纳踩着鲜花和红地毯进来了。
1979年10月，在中国有关部门的盛情邀请下，蒙纳公司携两套完整的汉字激光照排设备，在北京、上海两地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展示。此前，董事长怀特与乐秀章还专程来华商讨购买设备及合资建厂事宜。
在现场，蒙纳的设备按照中国人的要求，打出了各种欢迎的标语口号，让参观者兴奋不已。
但是周培源的声音成为了现场的唯一不和谐音符。展览开幕，没有人安排周培源发言，他自己却站了起来，自说自话，时间还不短。他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蒙纳，而是大讲特讲王选等人正在研制的国产系统。“一方面讲这一国产系统设计思想如何先进，另一方面又指出目前的国产系统元器件不先进，应支持它不断发展，逐步克服不足之处”。他特别强调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发展照排系统。
★★★
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嘉宾云集、群贤毕至、其乐融融的盛会?
[下一页][回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