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的抗战史：辗转千万里 护送故宫文物南迁

中国网8月30日讯 抗日战争期间，为避免文物落入日寇魔掌，故宫博物院近两万箱文物辗转南迁，其中7000多箱经南京、郑州、宝鸡、汉中、成都迁藏于峨眉县武庙和大佛寺。从1939年6月至1946年9月，在峨眉存放了7年又3个月。

故宫博物院护送文物南迁，辗转上万里，书写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已在故宫工作36年的梁金生认为，这是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这也是他家族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梁金生的爷爷、父亲、叔叔都是故宫押运文物南迁队伍中的成员。而他和其他四个兄弟姐妹也都在文物南迁的路上出生。护送文物的故宫人历经枪林弹雨搬货物、建库房，但他们始终秉承“人在物在”的原则。而对于梁金生来说，一家人的命运也从那时起和紫禁城里的瑰宝紧紧地连在一起。

 

 

“没有具体规划的目的地，哪里能避敌，就运到哪里。”梁金生说。据父辈回忆，南迁之路总是遭遇各种险情，大雪封山、汽车翻覆、土匪骚扰，还有敌机轰炸，南迁之路仿佛唐僧西天取经一般，历经劫难。

路程虽艰辛，故宫人的生活继续。15年的南迁历程，使得故宫与各地政府、军界和百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甚至“联姻”。在四川乐山和峨眉，故宫人和保护文物的军人在当地成了家的共有五对，这在当地一直被传为佳话。

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在1941年护送文物南迁的路上，经同事担保，以17岁的年龄成为一名故宫人。1944年他负责押运的文物抵达峨眉后，在那里娶妻，并生下第一个孩子，因在峨眉出生，取名梁峨生。

梁家兄弟姐妹五人都以文物迁徙的途经地取名。1946年出生的大姐，叫梁嘉生，因当时文物运送到乐山，古时乐山叫嘉定府。1947年梁金生在文物运回南京时所生，妹妹1950年在南京出生，取名梁宁生。弟弟1956年在文物运回北京后出生，取名梁燕生。

梁金生对“南迁”经历几乎没有记忆，但是他最愿提及的是南迁路上老百姓对文物的保护。

 

 

（工作人员正在将挑选好的瓷器放在垫好的衬紙上面准备包装。图见《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

 

故宫南迁文物，要在多处停留，一些地点停留时间极为短暂，或只停留数月，但也有一些地点较为长久，比如乐山的安谷县，就存放了8年。

1939年8月19日，日军轰炸乐山，城区半毁。此时，兵荒马乱，护送队伍要途经大渡河，如果不是安谷百姓帮忙整治险滩，疏通河道，故宫文物无法顺利运抵渡口。当地乡农和故宫工作人员还一起制作文物箱，帮助防潮灭虫，腾挪晾晒，8年时间，故宫文物无一损伤。梁金生说，如果没有当地民众的配合和支持，要保护好这些文物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1945年抗战结束后，文物的最后一次“南迁”是去台湾。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退，蒋介石带着近200万的党政军干部及家属从大陆撤台，而梁金生的爷爷、奶奶、叔叔还有他的大哥奉命将部分文物运送到台湾。

1979年，32岁的梁金生报名参加故宫博物院的招聘，没有人照顾他是“子弟”，更不念及他家抗战护送文物南迁的贡献，他“公事公办”地考进了故宫工程队，成为一名泥瓦匠，5年后，他才调到文物保管部，负责故宫文物的总账和文物征集。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大陆与台湾的交流日益频繁，梁金生先后在1993年和1998年去台湾看望过家人。他还参观过台北故宫，面对已经成为镇馆之宝的文物，梁金生说心里就一个感觉，“都是故宫的。”

故宫人恪尽职守、加上军队保护，百姓支援，“南迁”路上并没有丢失一件文物，因此有人称之为是人类文物搬迁史上的奇迹。但是1933年从紫禁城迁出来的文物，并没有都回到北京，一部分运到了台湾，一部分留在了南京。

1949年，国民党去台湾，带走大批留在南京的文物，但时间匆忙，有2900多箱留在了码头，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接管，此后便一直留在南京。

 

 

（瓷器装箱前集中情形。图见《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因担心日军的烧杀掠夺，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迁离北平，并派军队保护。

经过一年的整理、装箱，1933年2月6日，13427箱64包故宫文物离京，经过3个月的时间到达上海，1936年又运送到南京。然而“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第一场大会战，南京已不安全，护送队伍不得已，又兵分三路，将一部分文物运抵贵阳、安顺，一部分运送到四川乐山、另一部分经过郑州、宝鸡，抵达峨眉山。

抗战结束后，三条线路的文物陆续于1947年运回到南京，至此，故宫文物南迁历时15年。

 

 

（峨眉大佛寺是当年的文物仓库）

 

2010年5月11日，峨眉山博物馆馆长陈黎清从峨眉山市档案馆里查找到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的一组档案材料，虽然已经发黄变脆，有两页略有破损并残缺几个字，但都可参照其他页上的文字予以补齐。

这是迄今从峨眉山市境内找到的有关故宫国宝藏峨眉的首批信物，十分难得，为深入研究故宫国宝南迁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文物装箱前的准备工作。图见《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

 

自宝鸡向汉中、成都到峨眉的押运领队为故宫博物院科长那志良。后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为主任，办事处驻大佛寺。

据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和116页记载，1939年6月到峨眉的职员有郑希伦、吴凤培、刘承琮、马惠深、牛德善、华友鹤等人。

1939年8月和1941年8月乐山两次遭受日军轰炸后，那志良考虑到峨眉大佛寺目标太大，也可能挨炸，于1942年春将藏于该寺的文物转移到峨眉城南4公里的许氏宗祠和土主庙(均在符汶乡大楠村)。那志良派吴玉璋驻许祠，调乐山安谷梁匡忠(梁廷伟之子，与峨眉女刘玉娥结婚)管土主庙，武庙由薛希伦女士看护，办事处由大佛寺移往武庙。

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抗战，那么“故宫南迁”就是全民护宝。百万件文物、1.9万多箱文物、上万公里路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安排存放点。

故宫南迁文物，在四川乐山和峨眉两地的存放时间最长、存放数量最多—16618箱文物安全存放近8年（其中乐山安谷乡存放9331箱，峨眉县存放7287箱）。其间，主要是靠当地老百姓在专家指导下出人出力，全力护佑。（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