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长老与“大乘非佛说事件”
(印顺长老)
核心提示：
“大乘非佛说事件”，亦被称为“反思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事件”，或称“无锡论坛事件”等。事件的核心性质，即对印顺长老基于人本经验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背离中国化大乘传统而发展出的“大乘非佛说”思想的集中反思。在2016年10月29—30日纪念及反思印顺长老思想的“无锡论坛”(第二届佛教义学研讨会暨印顺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上，周贵华教授带有印顺长老是“狮子虫”字样的会议论文，被人为截图并恶意传播，使得上述集中反思，升级为褒贬印顺长老双方的爆发式争锋。
更有倡导“译经去中国化”的大陆学者，以及作为“台湾新型佛教”(以印顺长老思想为基础)在大陆的代言学者若干，从中运作人事，推动和联合澳洲行愿法师、大陆圆智法师、曙祥法师、中观法师等对抗“大乘非佛说”的反思思潮，使得一场学术探讨复杂化为教界内外共同瞩目的重大事件。
客观来看，系统反思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思想及其影响，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必然。这一教界议题的公开提出，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它所引起的争锋，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带有印顺法师是“狮子虫”字样的论文照片)
一、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思想背景：西方思潮大举东进时代
实际上，对于“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思想”的反思由来已久。最早于大陆佛教界形成的讨论高峰期，是在印顺长老仍在大陆、尚未撤台以前。首先对印顺长老提出批评意见的，正是其导师太虚大师本人。虽然印顺长老的革新思想部分受启发于太虚大师，然而后世多认为二人的知见和立场，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差别。
一直以来，教界和学界均有相当程度的反思，认为处于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汹涌东进时代的印顺长老，其思想推演过度倚重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人本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忽略了宗教与世俗知识的根本界限。印顺长老的知见立场，有别于传统中国化大乘佛法的根本传承，并未将佛法当作佛陀超越意识所证的诸法实相来看，而是将佛法当作世间以意识心悬想计度的学说看;未能看到佛教史是一味的佛法对于不同根基的众生在不同因缘下的展现，而看到的则是所谓“原始佛法”被后世佛教徒打着佛陀旗号改编、创造的过程。
二、印顺长老思想为何流行?“亲西方化”“去中国化”恰好迎合台湾土著心态
印顺长老1952年去往台湾之后，其思想倾向在诸多时节因缘的汇聚之下，开始在岛上逐步流行。首先，他著书立说中的西方科学主义、经验理性主义和过度人本主义的色彩，客观上匹配了在日本文化中长久浸淫、并受西方现代化思想重构的台湾思想氛围;其次，他思想倾向中有别于大陆大乘传统、背离于中国化佛教的色彩，更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台湾地区竭力排斥大陆的心态。
上世纪50年代，印顺长老恰恰是因为“大乘非佛说”的思想倾向，引发大陆来台法师群体的集体不满。进而发生所谓“佛法概论事件”，受到当时台湾官方的打压。岂料，官方的打压反而引起台湾本土群体对于印顺长老理性说佛、科学说佛、背离汉传大乘传统的好奇、同情甚至认同，印顺长老的著述一度深入台湾的本土人心。
直到台湾解严期间，印顺长老的思想更是被台湾各大丛林沿用为教团建设的理念基础。当然，在台湾现当代史上，围绕印顺长老以人本经验理性检验佛法方式的强烈争论与检讨，一直存在，从未间断。
三、背离中国化大乘传统：大陆佛教界的潜在反思从未间断
同一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佛教界各大院校开始兴办佛教教育。由于此时大陆佛教界从人力到经验各方面的准备尚不充足，重新编写教材的条件有限，为全力以赴地以最快速度收集教材，包括向台湾地区进行借鉴。此后，大部分大陆的佛学院都开始尝试沿用现成的印顺长老的《印度之佛教》《中国禅宗史》《摄大乘论讲记》等著作，使印顺长老的一系列“大乘非佛说”思想，对近30多年大陆佛教产生了长远影响。如闽南佛学院等实际上成为受印顺长老“理性的大乘非佛学说思想”影响的重灾区，另从现象上看，众多沿用印顺长老著述作为教材的佛学院和丛林中的出家人还俗率居高。
此外，开放搞活国门一开，大陆在客观上经受了西方现当代思潮的又一轮“洗礼”。“理性”这一在西方哲学体系中都褒贬不一、单薄寡淡的概念，却让很多学识浅近、知一不知二的国人趋之若鹜。而印顺长老的思想也因匹配了这一潮流，而坐地生辉，颇入人心。
事实上，印顺长老著述中过重人本经验理性、偏离甚至违被中国化大乘传统的色彩，明眼人无不能鉴能知，却一直以“人人心中有，各个口中无”的沉默方式存在着。不少佛学院学生因为反感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的结论，而直接阅读大乘佛教经典，但在佛教界主导的教育机构中仍不乏使用印顺长老教材者。众所周知，教育领域的“教材”取舍是关涉教育主权的重大问题。教材潜移默化地型塑未来一代的思维模式。在接受教育时大家不以为然，但到了教育成型、教团担起弘传重担时，才发现思想所受的影响，已经积重难返。
四、无锡论坛：“反思大乘非佛说”被公开而郑重地摆上桌面
时至今日，对于“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思想”的严肃反思，如同水面之下的冰山，如影随形于海峡两岸的教界和学界，默然压顶，硕大无朋。2016年10月29日—30日召开的“无锡论坛”，首次将对“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思想”的反思，公开而郑重地摆上桌面。
此次论坛即佛教义学研究会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无锡惠山寺，以“印顺长老佛学思想：反思与探讨”为主题，在江苏无锡惠山寺举办第二届佛教义学研讨会。论坛主旨为深入探讨印顺长老的佛学思想，审慎评判其进退得失，以期有所裨益于当代佛教，并对佛教在未来的推弘产生积极影响。
这是一次真诚而热烈的学术探讨。适逢印顺长老诞辰110周年，与会法师与学者从对印顺长老本人的纪念起首，系统回顾和反思了印顺长老思想的进退得失。此次论坛进一步严肃反思近现代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与“去中国化”倾向，维护中华民族珍贵传统文化，坚持信仰自觉和信仰自信，强调对中国化大乘传统的传承与坚守。
会上，佛教义学研究会会长周贵华教授做了如下总结性发言：
“从佛教学术角度看，释印顺堪称划时代的一代大师，著作等身，而且他对佛教圣德的矢志探求，可以说是一个向道者!
“从佛教思想上看，释印顺不愧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者!他试图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探索与表达现时代契理契机的时代佛教，虽然从大乘本位看，并没有成功，甚至似是而非之说为主，但必须承认，他给我们后来者提供了很多的重要教训和经验。
“从小乘本位看，他是一个有更大关怀的进道者!他判阿含佛教为第一义悉檀，以其作为根本佛教来理解、抉择一切佛教，远不止于此，他以更大的悲心，试图引导声闻乘走向大乘，所以说是一个进道者。
“从大乘本位看，遗憾，他是一个迷失大乘方向的失道者。他一直坚信自己是大乘信仰者，但实际皈依并不完整，否定大乘经的佛说性，颠覆大乘作为根本佛教的地位，判定大乘道非佛安立而为后世佛子在“永恒怀念”中的发展构造，以凡夫身构建一种所谓的人间成佛之道，即“人间佛教”，等等。因此，他不在大乘道中，他是大乘的失道者!甚至还可以说，客观上他是大乘佛教乃至全体佛教的坏道者，是佛教圣道中的“狮子虫”，虽然主观上他不是!”
五、事件升级：学术探讨复杂化为利益夹杂的重大事件
客观来看，周贵华教授的这段发言是有中肯语境的。然而这段带有“狮子虫”字眼的发言文本，却被现场的一位与会人士(自称“存德”，此人虽已还俗，但各种场合仍自称法师)刻意拍照并在网络上扩散，以致在会议尚未结束、论文尚未完全公开时，外界已有舆论对作者周贵华教授进行抨击，甚至是措辞恶毒的人身攻击。
有出家人如行愿法师、圆智法师、曙祥法师和中观法师等，公开力挺印顺长老思想，此外亦有被称为“台湾新型佛教进军大陆之桥头堡”之称的若干大陆学者，如南京大学程恭让教授、武汉大学讲师姚彬彬等从中推波助澜，使得事件进一步复杂化，一场学术探讨升级为一场教界内外集中关注的重大事件。所谓“台湾新型佛教”，多以印顺长老的学术研究思想奠基而发展起来，近年来在登陆大陆“信仰市场”方面表现出众。
(行愿法师微信公众号连续数日发布言辞激烈的《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纪委办公室的公开信》等文章)
而在教界四众和社会大众视野中，也恰恰有若干大陆学者逐步变身为所谓“台湾新型佛教”在大陆的学术代言人甚至是利益代表。比如南京大学程恭让教授一年约五分之四的时间囿于台湾佛光山，而武汉大学讲师姚彬彬在为印顺长老思想积极回护和发声之际，本人就正在台湾停驻。
六、“去中国化”成为“大乘非佛说事件”的反思焦点之一
除了眼下这次的踊跃，前段时间程恭让教授高频度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其踊跃在网络上为自己刚“翻译”完的佛经做推广。2016年9月20日，程教授在译作推出之际，自撰推广语称：“《教授施迦罗越经》(古译善生经)新译已经译出，新译忠实原意，去除了旧译中中国化、民间儒学化的色彩，彰显佛陀对于普通人的教法，平易而有温度。程恭让教授、真广法师、裴昱博士等转译自巴利文佛典，昨日佛光寺首发，今日道安书院平台再发。欢迎您继续支持，欣赏、转发、推介，功德无量!”
在此，对译者和发布者的观点无意做学术的探讨，但公开坚持“译经去中国化”这一现象值得关注——甚至需要警惕。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坚持佛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去中国化”“逆本土化”的危害性。
(程恭让教授称自己新译的佛经去除了旧译中中国化色彩)
紧接着，2016年9月26日国家宗教局在北京召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中国宗教》2016年第十期全面围绕上述会议主题刊发了一系列会议讲话及重要文章，包括：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行稳致远久久为功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副局长陈宗荣《如何看待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不断开创佛教中国化的新境界》，牟钟鉴《坚持中国化方向是我国宗教发展的康庄大道》，卓新平《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必要性》，以及中国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代表人士对“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展开的重要论述。
随后，2016年10月29日召开的“无锡论坛”，在反思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思想人本经验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之外，重点反思了其背离中国化大乘传统的倾向。与会学者详细梳理了“人本经验理性佛学思想”由西方到日本、再到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传播路径，总结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与时代意义。
宗教的本土化，是世界各宗教生存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宗教中国化最好的诠释。这一中国化过程，既是长期的，又是主动的，是佛教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逐步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
而“去中国化[1]”为何会被程恭让教授引以为“殊荣”，被当做亮点和卖点来推广，或许背后有着他个人的、久经沉淀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作为“台湾新型佛教”进军大陆信仰市场的先锋人物，符合人本经验理性的、回避大陆主流传统的法义铺垫，或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努力环节。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传统的大乘佛教经典或许都不可靠，甚至于汉地大乘八宗都“有待扬弃”。而对于传统经典操刀动手，时日尚早，底气尚待积聚，而从巴利文这方面入手，摒除“中国化”色彩而重译经典，或为试水之举。[2]想为底色发展起来)进军大陆“信仰市场”的过程中，是借助大陆学术圈进行撬动的，若干“识时务”“有运作能力”的学术俊杰被收编。除了宣扬“译经去中国化”、甘做“台湾新型佛教桥头堡”的南京大学程恭让教授，武汉大学哲学院讲师姚彬彬在“反思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事件”中同样踊跃。姚彬彬微信号“论衡”，与曙祥法师的微信号“佛教文化遗产”合力，给反思者大扣“天神化佛教”“原教旨主义”这些高帽，而他本人此时俨然正在台湾。
(程恭让教授称自己所译的“去中国化”佛经具备大规模的“普世价值”)
甚至程恭让教授在倾向于“译经去中国化”的同时，还表示自己牵头重新翻译的《教授施迦罗越经》具备大规模的“普世价值”。“去中国化”“反传统化”“普世价值”等标签和措辞，无不引发关注和警惕。
七、以“中国化大乘法统”为根本原则的佛教交流，是海峡两岸团结和谐的样板
为避免歧义和误解，这里需要郑重强调的是——从国之大本与两岸和谐的大原则出发，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佛教交流是一个团结和谐的样板，是海峡两岸在精神和信仰领域寻求共识、凝聚人心的重要领域，这一点不容丝毫质疑。只是这不意味着台湾地区部分被人本经验化的、淡化汉传佛教传统的佛教模式，在大陆大规模复制和繁衍时，可以不经受拣选和考量，不意味着大陆地区的中国化大乘法统可以被随意藐视和解构。
海峡两岸对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思想的共同反思，共同推进中国化大乘佛教传统的弘扬与官大，正是深入交流、凝聚共识、增进团结与和谐的重要契机。
更不意味着，在个人层面，尤其是在大陆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如程恭让教授，因为个人学术取向甚至是个人利益的原因，可以而完全视传统文化根基于不顾，罔顾儒释道三家融会共进的历史事实，罔顾汉传佛教的主体文化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时隔15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召开宗教工作会议。习近平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论述，把握了宗教发展的基本规律，明确了我国宗教工作的着力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宗教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为宗教界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在《<六祖坛经>与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文章中指出：“两千年来，佛教的中国化正是佛教面对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和现实中的中国人，不断适应与创新的过程。深入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与内在脉络，会发现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演变、流布不仅是佛教自身生存发展、弘扬光大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更新嬗变、自我扬弃的需要，是中国人突破精神困境、寻求心灵解脱、实现自我完善的需要。佛教中国化历程中所有的重要理论与重大实践成果，都是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发展需要的圆融与契应，因此，佛教的中国化从来都不是一种被动的同化，而是主动的创造。”
牟钟鉴教授在首刊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我国宗教应坚持中国化方向》中称：“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对我国宗教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其成果已被实践反复证明并积淀为文化基因。比如，佛教在儒佛道三教会通中，出现以禅宗为代表的高度中国化的佛教，从此中国人对佛教不再有疏离感。”
八、事件变质：“台湾新型佛教”在大陆的代言学者介入事件
“狮子虫”字样的论坛图片传出后，一度引发印顺长老拥趸的激烈抗议。如一位闽南佛学院毕业后移民澳大利亚十多年的“离岸比丘尼”行愿法师，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各种激动的回护之辞。而宣扬译经“去中国化”、坊间标签为“甘当台湾新宗教进军大陆马前卒”的程恭让教授随即倾力拥护，两人一呼一应，情绪叠加，风起云涌，直至行愿法师接连发布了怪异而极端的“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纪委办公室的公开信”“致国宗局、中佛协、社科院的公开信”等等。
面对教界对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正常而真诚的反思，上述两位一上来就公开实施措辞极端的道德绑架。程恭让教授以全权代表学术界的自信，给危及“印顺长老思想”、触及其前途和钱途的人们，大扣“违反学术伦理”的帽子;而贵为方外之人的行愿法师，却以各种官方字眼试图恐吓，隔空招呼行政力量介入。气量之促、格局之狭、策略之劣，一时令人瞠目。
(程恭让，1987年毕业于安徽芜湖师范专科学校，1993年获南大硕士，1996年获北大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并任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主任、台湾佛光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佛光学报》编委、河北保定凤凰山大佛光寺道安书院院长。近年来，众多台湾佛光山大部头的出版品，都是由程教授牵头编纂，其在大陆为其所做的宣传也是不遗余力。圈中称其为“台湾佛光山进军大陆之桥头堡”)
九、事件持续扩大化：各类措辞极端的“高帽子”纷至沓来
另有，受印顺长老思想影响的重灾区“闽南佛学院”的相关人士开始发声。一位现已从闽南佛学院离职的圆智法师，集合了200多位闽院非在读学生(毕业或肄业等)的长名单，意在以“联署”形式给反思印顺长老的人士施加压力。
来自澳洲的行愿比丘尼法师法师在个人微信号上持续发力，甚至力挺印顺长老“对传统佛教的研究和掌握在玄奘之后无人可比”一说。此语一发，众皆哗然。对于偏离中国化大乘传统的印顺长老，台湾陈水扁曾公开称他为“玄奘之后第一人”。而此语在汉地佛教界公然宣传，令人瞠目结舌。有大陆法师愤然反驳道：“你的这篇文章否定了玄奘大师之后、印顺长老之前的所有祖师大德的弘法功绩，这言论才是真正的欺师灭祖!”
(有读者感慨行愿法师的言论“才是真正的欺师灭祖!”)
闽南佛学院毕业生曙祥法师用微信号“佛教文化遗产”发布了大量抨击反思者的文字，甚至是行文激进、言语粗鄙的人身攻击，如把周贵华教授类比为纳粹，称其为“邪教教主”“有童年创伤的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的躁狂症状严重发作”，以及“反中国佛教协会”“破坏两岸关系”等可笑的政治迫害暗示等等。胡搅蛮缠之势令印顺长老的拥护一方陡然降格，不值一驳，在大众观感中被迅速边缘化。
此次论战中，印顺长老的拥护一方频繁指责“学者干教”，实际上正是这一方的学者势力，有着浓郁的负面色彩，有违知识分子的气节与底线。一直以来，大陆教界和学界都心知肚明，台湾经济实力雄厚的“新型佛教”(多以印顺长老思
十、印顺长老的《大乘是佛说论》——正是“大乘非佛说”的代名词
“反思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事件中，有一个逻辑陷阱，引发了正反双方的一些无谓争执和口水。很多人明明看到印顺长老亲手写了《大乘是佛说论》——而为什么这本书偏偏正是“大乘非佛说”的代名词?
印顺长老《大乘是佛说论》行文浅显，并不难理解。大意说，在原始佛典《阿含经》之后，后人“学有所见，从佛教大众的共同意识中流露出来的妙法(指大乘)”，“如能代表当时佛教界的公意”，也可称为“佛说”。
难道今人要对上述达尔文式的“进化佛教史观”进行赞叹?难道要为印顺长老独辟蹊径终于证明了大乘是佛说而欢呼?难道“大乘非佛说”是栽赃给印顺长老的?
印顺长老之《大乘是佛说论》，是换汤不换药的大乘非佛说。汤为“是佛说”，药为“非佛说”，以是佛说之名，得出非佛说的结论。反对印顺长老之《大乘是佛说论》，正是坚守中国化大乘传统，坚守大乘佛法的真实本质，坚守印顺长老求而未得的“佛陀本怀”。
十一、印顺长老思想：与太虚大师和赵朴初佛教思想有本质区别
两岸佛教界和学术界一直有严肃反思的声音认为，以印顺长老的“人间佛教”概念，虽然受太虚大师“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之启发，但两人的知见和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印顺长老之“人间佛教”理念在实践中的推动，也与赵朴初先生继承太虚大师并发扬光大、延续至今的人间佛教事业，全然两路。
不少反思者视野中的台湾地区或称印顺长老一系的“人间佛教”，可谓是“人本经验主义佛学”与“世俗化学术佛学”的代表，这些都是偏离佛法的主体性与本位性的，是在人的智识上用功，是在人间生活中寻求生命的价值之道，是玩味人类心智的文化游戏，不是真诚地为永恒性与绝对性的生命实相进行严肃地如实体悟与观照。印顺长老虽称初心为“回归佛陀本怀”，如今盖棺定论之际却多显违背佛陀解脱本怀之处，实则种下了他自己所反对的佛教浅化、俗化、矮化的种子。更有评论称，印顺长老之“人间佛教”，既非佛教的声闻乘教法，也非佛教的菩萨乘教法，而是一种孤立无依的相似佛教。
固然，启发于印顺长老“人间佛教”理念的教界力量在当今的经济实力及其相关影响力占据优势，但佛法弘传不是比谁胳膊粗力气大，用的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是谁势力大，谁代表的就是“佛陀本怀”。像程恭让教授所声称的，自己一方才能“更好地实现佛陀的本怀”，才能代表“汉系佛教的宝贵正资产”，才能代言“今后佛教的体面尊严、前途和命运”——承上所述，谜一般的自信让人贻笑大方。
时至今日，教内外大众，往往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人间佛教”一词，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下崇敬前辈印顺长老。但流行的不一定就是天然有理的，学术上摆主流姿态的也不见得运势长青。不同于当初学者在佛教乍然遭遇现代性时的仓皇应对，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可以更加从容、理智、深彻地审视和反思百余年来佛教的现代化转型的诸多利弊得失，重新思考如何继往开来、开启佛教的新篇章。